当美国著名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乔治·夏勒作为第一位外国研究人员1980年首次踏足卧龙保护区时，看到条件简陋的熊猫繁殖场，他的第一印象是不快的。但当管理员领出两头七八个月的熊猫宝宝，他的心瞬间融化。

他后来感叹，熊猫作为一种世界公民、环保象征物，仿佛是专门为了这项崇高使命演化成这般模样的。这种动物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魔力，能打动所有看见它们的人，只要有它们在场，气氛就会焕然一新。

英语中有个词叫“Panda Hug”，特指憨态可掬、有感染力的“熊猫式拥抱”。对于成长于70年代的很多美国人来说，熊猫就是中国。今年61岁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写道，当时落户东京的熊猫兰兰和康康名气非常大，几乎仅次于首相田中角荣本人，“相信那一代东京人都有诸如这样的印象的”。或许也正因为熊猫的力量如此润物无声，它们也成了某些持怀疑论的西方政治学者眼中的“特洛伊木马”。

有人说，关于大熊猫，除了毛色没有黑白分明之处。正是在各式各样的眼光中，新中国“熊猫外交”走过了起起伏伏的60多年。

从“平卡”到“姬姬”

1957年5月12日清晨，一架载有300多只动物的专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北京市民赠送给莫斯科市民的大熊猫平平也在其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国宝动物首次作为友好使者远赴国外。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致信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布罗夫尼科夫，代表北京市全体市民向莫斯科赠送一只大熊猫。这是应苏联方面的多次所请，也是为了配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的访华，并庆祝即将到来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

中国方面本来答应赠送一对熊猫，但这次只送了一只。彭真在信中解释，大熊猫是一种非常名贵的动物，极为罕见，很不易捕获，几年来我们只捕到几只雌的，平平重92公斤，是北京动物园现有大熊猫中最好的一只。波布罗夫尼科夫回信称，莫斯科人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珍贵礼物。

平平落户在了莫斯科动物园。动物园因它的到来变得热闹非凡，头一天观众就达到10万人之多。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只要到莫斯科，都会来看大熊猫。人们给它起了个昵称，叫“平卡”。

莫斯科动物园园长索斯诺夫斯基在《中苏友好》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平卡的生活。他写道，寒冬到来后，平卡不再在绿色的草地上翻筋斗、攀假山或者把清澈的流水弄得哗哗响，而是整天坐在厚实的窝里。工作人员们很焦虑地注视着来自中国的这些动物如何度过莫斯科的第一个冬天，但它们似乎都适应得不错。平卡的性格温顺有趣，经常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还有皮球、气球、木棍等一套专用玩具，冬天喜欢在专为它设立的石英灯下“晒太阳”。在它的围栏外，随时可见川流不息的观众。索斯诺夫斯基骄傲地宣称，这种全世界最罕见的动物现在除了中国只有莫斯科动物园能看到。

1959年6月，彭真再次致信波布罗夫尼科夫，告诉他最近北京动物园捕获到两只雄性熊猫，将把其中一只名叫“安安”的送给莫斯科人民，并祝两市以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年长青。

安安到后，波布罗夫尼科夫给彭真写信表示了衷心感谢，并说平平和安安生活得很好，已成为观众特别是孩子们最喜爱的动物。

事实上，也许并不能算生活得太好。竹子只能从黑海附近的城市空运，动物园请植物专家在本地种植竹子，结果比空运还贵，只好培养熊猫们以米粥、水果、蔬菜、甜茶等为食，并尝试用桦树、柳树和椴树的鲜嫩枝叶来代替竹子。安卡最终适应，但平卡却于1961年六七岁上早夭。

50年代，实际上还有一次不引人注目的对西方的试探性“熊猫外交”。

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主席安东·福礼门致信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一对大熊猫。主管机构向中央请示：“通过动物交换可使广大的美国人民知道是由中国来的动物，借以达到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好。特别是珍贵动物，必然会引起美国人民的重视。”中央原则同意，认为“利用美国饲养者的积极性以进行接触是可以试行的”，但条件是双方人员互访并领取交换动物。福礼门原来希望的是通过第三方交换，知道直接交换无法办到，只能作罢。

1958年，芝加哥动物学会出价2.5万美元，委托奥地利动物商人海尼·德默尔作为第三方，为芝加哥动物园购买或交换一只大熊猫。德默尔的时机正好，幸运之神降临，中方同意了他的请求：以来自南非的长颈鹿三只以及犀牛、河马、斑马各一对，交换一只熊猫。

德默尔1958年5月来到北京动物园，园长友好地接待了他，还让他自己从动物园现有的三只熊猫中选一只，他觉得“这真是太客气了”。他选中了来自四川雅安宝兴县硗碛乡的雌性熊猫碛碛（音“器”）。

他向美国当局申请熊猫进口许可，杜勒斯领导的美国国务院于5月29日回信拒绝，称根据法律“凡属共产党中国出口——或者从别处转出口的货物，包括动物在内”一律不准进入美国。对此，《人民日报》发表《大熊猫吓坏了纸老虎》加以嘲笑。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碛碛转而以“Chi-Chi”（又写作姬姬）之名落户伦敦动物园，成为西方世界此后14年中唯一一只大熊猫。

1961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现名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设计Logo时需要找一个表达濒危概念的符号，外形讨人喜欢，而且复印之后即便只有黑白两色都能让人一眼认出，他们一致选中了大熊猫形象，其原型就是姬姬。

1972年7月21日，姬姬去世，享年17岁。英国报纸都在哀悼这只“赢得全世界无数民众芳心”的熊猫，但全世界的注意力却已被大西洋彼岸的另外两只熊猫占据。

黄金十年

1972被美国人称为“熊猫年”。

这一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了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此前美方先遣组就专门去参观了北京动物园，尼克松夫人帕特·尼克松也在抵京第二天就去了北京动物园，在熊猫馆前流连忘返。

外交部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处长唐龙彬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只是表示，这事以后再说。唐龙彬回忆：“当时我们在想，总理是有考虑的，他是要掌握政治火候。”

2月25日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晚宴，这是他离京前最后一项活动。四天前中美双方已在欢迎国宴上完成了国礼交换，美方对获赠大熊猫几乎已不抱希望了。但火候正是在这时候到来。周恩来指着香烟盒上的熊猫与帕特·尼克松的对话，早已成为历史上的经典场景。

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动物园承担了国礼大熊猫的挑选、护送工作。北京动物园高级工程师刘维新曾回忆，三岁左右、绝对健康、体型适中、外观漂亮是挑选国礼大熊猫的四大标准。大熊猫头要圆，白区和黑区界限鲜明，双眼要类似短八字，黑区不能太大，还要最大限度确保将来有繁殖力。

当时北京动物园有大熊猫10只，6雄4雌，其中三只已年老。最终，只有几个月前入园的雌性熊猫玲玲符合各项要求。上级决定，将尚在宝兴县的兴兴紧急运回。

北京动物园在大熊猫之乡四川雅安宝兴县有一个动物搜集站，对外称“北京动物园宝兴园林局”，国礼大熊猫多来自这里。玲玲就是搜集站工人1971年9月查山时发现的，才两斤多，当月即运回北京动物园。它出落得黑白分明，毛皮油光水滑，像一尊小巧玲珑的玉雕，因此取名叫玲玲。兴兴则是1972年1月20日刚由村民送来搜集站的，体重27公斤多。

2月的一天，北京动物园管理科科长崔国印受命来到宝兴接兴兴。本来确定第二天行动，但北京突然来电，要求当晚就启运。当时已是下班时间，到处都找不到崔国印，值班的宝兴县革委会副主任李来明只好让广播站播音员呼叫崔国印，霎时高音喇叭响彻县城各处。当夜，崔国印带着兴兴坐大卡车直奔成都，次日飞抵北京。

全美国人都在谈论这一对熊猫。很多人写信对它们的名字提出建议，而且不约而同想到Ping（乒）和 Pong（乓）。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新闻发言人草拟了一个回函模板，告知对方人工饲养的熊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我们不打算给它们改名字。

4月16日，玲玲和兴兴乘专机抵达美国。开放参观的第一个周末，7.5万人涌向动物园，造成大堵车。那时连华盛顿地铁票的图案都是两只熊猫在啃竹叶，到华盛顿而没去动物园看熊猫，整个行程都会有缺憾似的。

1972不仅是美国的熊猫年，也是日本的。这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与中国签订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同时获赠大熊猫一对。

10月28日，大熊猫康康和兰兰飞抵日本，享受国宾礼遇。飞机进入日本领空后，日本政府派出战斗机护航，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代表首相在机场迎接，鸣放礼炮。

康康和兰兰成为东京上野动物园的顶流明星，一票难求。作为动漫大国，宫崎骏当年就推出了动画片《熊猫家族》，樱桃小丸子也说出了“人生在世，如果连熊猫都没有见过，会非常丢脸”的“名言”。

大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中国赠送大熊猫，成为此后十年中国外交的“标准程序”。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当年获赠大熊猫黎黎和燕燕。1974年5月，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访华，当年获赠大熊猫晶晶和佳佳。1973年4月，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华，1975年获赠大熊猫贝贝和迎迎。1978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访华，当年获赠大熊猫强强和绍绍。1975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1979年华国锋回访时同意向德国赠送一对大熊猫，1980年大熊猫宝宝和天天来到柏林动物园。

其中，只有希斯在获赠时不是现任政府首脑，这里面当然是有缘故的。

1972年3月，中英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代办升格为大使级，年底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访华，行前接受了BBC记者采访。当时姬姬已去世4个月，记者问霍姆是否会向中国外长提出有关熊猫的议题，霍姆说不知道向中国民众讨一只熊猫是否合适，不过他又说：“如果中国民众愿意送我们一只，我们会很高兴，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很想要。”

希斯本来预定1974年1月访华，日程却被国内罢工事件耽搁，更波折的是，2月的大选使得唐宁街10号易主。但中国方面不忘老朋友，坚持要希斯按原计划访华。《希斯传》写道，希斯成功访问北京“在英国民众心目中最大的意义，却是中国政府赠送给伦敦动物园一对熊猫”。

获赠一次熊猫已经是非凡礼遇了，而日本是三次。

1978年9月，兰兰怀着身孕去世，日本举国同感悲伤。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为康康请求一位新伴侣。不久，中国政府补送了雌性大熊猫欢欢。

然而，欢欢到来刚五个月，康康又不幸去世了。对大熊猫有执念的日本人民再次向中国政府请求，1982年9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时，又获赠雄性大熊猫飞飞。

这次的配对终于修成正果，欢欢于1986年六一儿童节当天产下幼崽。日本举国欢庆，征名活动共收到27万封来信，由“最终选考委员会”定名为“童童”。1988年欢欢再次产子，命名为“悠悠”，意为中日和平友好悠久长存。

熊猫经济与政治

飞飞赴日，为大熊猫的国礼时代画上了句号。揭开熊猫国际交流新篇章的，是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1984年4月，总部位于洛杉矶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签订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大规模开采山西安太堡露天煤矿，总投资为6.5亿美元。

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博士在自传中回忆，当时正值奥运会前夕，美国方面非常希望中国能送熊猫去洛杉矶展出，但多方交涉都被告知中国严禁大熊猫出口。哈默在访华时当面向邓小平提出请求，说这是新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奥运会，如果有这些熊猫造势一定会使洛杉矶沸腾起来的，对中美友善也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促进。邓小平同意他的看法。

这年7月13日，来自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迎新和永永飞抵洛杉矶动物园，停留90天，所花费的15万美元由哈默个人赞助。它们所到之处掀起了中国热，洛杉矶动物园因此增加了几百万美元收入。展出结束后，这对大熊猫又赴旧金山动物园停留了三个月，同样引起轰动。

随后，一股大熊猫展览热潮在美国和全球各地兴起，多国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纷纷为本国“公关”，请求赠送或借展大熊猫。

当时中国大熊猫主要由两个中央部门管理，林业部管野外的大熊猫，下面成立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建设部管各地动物园饲养的大熊猫，下面成立了中国动物园协会。1984年底，由外交部牵头，建设部、林业部和文化部共同协商，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通盘处理大熊猫的赠送以及出国展出或演出等涉外问题的请示》，为通过出国展等活动筹集大熊猫保护经费开了绿灯。

原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郑淑玲1982年进入建设部，负责全国动物园管理工作，领导创建了中国动物园协会。她回忆，至1987年国内28个动物园共饲养着61只大熊猫，仅有32只具有繁殖能力，繁殖工作十分艰难。1980年国家政策规定不再向动物园提供野外大熊猫种源，这使得动物园内大熊猫种群有潜在灭绝风险，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大熊猫繁育基地。1986年，基地选址在成都斧头山，即现在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郑淑玲说，由于各级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协会通过组织大熊猫出国展等活动在国外筹款是建设大熊猫基地的唯一出路。

乔治·夏勒在《最后的大熊猫》中提到，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支付的12万美元、纽约动物学会支付的60万美元，全部用于这个基地的建设。

到1988年初，至少有30家美国机构有意愿租借大熊猫。不仅各动物园想争取，甚至连锁超市和州博览会之类的商业活动也跃跃欲试。1936年第一个将活体大熊猫带入美国的露丝·哈克尼斯感叹：“你会觉得所有的动物学会无分大小，都渴望拥有熊猫，好像非要有了熊猫，生命才完整似的。”

WWF开始赞成租借，认为所得款项有助于中国的大熊猫保护计划，自身也从中取得过捐款，此时开始担心频繁借展会影响熊猫的正常繁殖活动，或导致变相捕捉。1988年1月WWF发布声明，建议中国在现有的租借活动结束后不再租借大熊猫供展览之用，并且说未来WWF不会再参与合作。2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美国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为了应对这些呼声，中国动物园协会理事会通过了《大熊猫出国展览的规定》，其中包括：“提供展览的大熊猫应是6岁以下、18岁以上；是完全失去繁殖能力或完成当年配种，不影响未来繁殖任务的雄性大熊猫。”协会还把《规定》的英文文件发送给了这几家国际环保组织。

不过，各动物园争相引进大熊猫的热情并没有被环保组织的反对所扑灭。负责颁发进口许可的美国渔业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摇摆不定，1991年公布了一项模棱的新政，规定引进大熊猫不能以商业为主要目的。美国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失望之下自行发布禁令，禁止该协会成员引进大熊猫。

但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动物园无视这些反对和禁令，继续与中国林业部协商租借一对大熊猫。布什总统也写信给该市市长表示支持，称熊猫的到来会创造“中美之间长期的亲善与友谊”。

全世界的环保组织都在等着看美国渔业和野生生物管理局会否发进口许可。WWF美国分会计划，一旦发布就向法院申请禁令。结果哥伦布动物园先发制人，抢先向法院申请不许WWF从中干预的禁令，获得批准。WWF向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巡回法院将全案驳回重审。

1992年4月20日，美国渔业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向哥伦布动物园颁发了进口许可。美国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立刻吊销了哥伦布动物园的成员资格。不过，这场大战最终以和解结束。5月，熊猫运抵哥伦布市。

对这些“熊猫政治”，乔治·夏勒颇有无奈之感。他感叹，不管有多少象征意义，或是多么受人喜爱，也不可能保证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动物园都拥有熊猫，熊猫历经演化而生存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

无论如何，这种短期租借模式已走到了尽头，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正在酝酿中。

“了不起的大使”

1992年，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启动。1993年，工程领导小组成立，其办公室设在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司，林业部工作人员范志勇调入工程办，与老领导王梦虎一起负责工程项目的具体落实。

范志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程包括完善13个保护区、新建14个保护区，他们向国家计委申报了为期十年、总计3个亿的预算，最终获批2800万。为填补资金缺口，工程办提出国际合作研究方案，用5％的个体大熊猫救助另外95％的群体。

为此，保护大熊猫工程办公室起草了《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资金募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由林业部颁布。林业部领导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负责具体接洽，设立专门账户，经费用途接受捐赠方监督。

第一个合作方是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双方最后敲定，中国提供一对熊猫用于科研合作，为期12年，动物园每年支付100万美元租金。美国渔业和野生生物管理局颁发了进口许可。1996年9月，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石石（后换成高高）和白云落户圣地亚哥动物园。

长期合作使科研得以展开。在此之前，海外大熊猫的饮食一直以搭配鸡蛋、水果和维生素的粥类为主，竹子是点缀性的，这造成了它们的胃肠道疾病。现在圣地亚哥动物园在动物营养学家的参与下，改为竹子喂养，同时建立了“标准粪便分级系统”以监测它们的健康。

繁育工作也结出硕果。1997年，白云的第一个孩子华美出生，成为第一只在美国出生并存活下来的大熊猫。白云此后又成功诞下五只大熊猫，成为圣地亚哥动物园的镇园之宝、英雄妈妈。她的孩子华美、美生、苏琳、珍珍、云子和小礼物先后回国，和泰山、福龙等大熊猫一起组成了庞大的海归大熊猫种群。

与此同时，建设部所属的中国动物园协会也与日本和歌山县白滨野生动物园达成了合作协议。1994年9月，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大熊猫永明和蓉浜飞赴白浜野生动物园，开始为期10年的中日大熊猫国际长期繁育合作计划。

经过续约，永明在日本生活了28年，与雌性大熊猫梅梅、良浜自然交配成功，孕育了16只大熊猫，组成了海外最大的熊猫家族——浜家族。

英国、德国、奥地利、荷兰、韩国等国的多家动物园纷纷仿效这种模式，与中国开展了大熊猫合作研究。

2003年，大熊猫阳阳与龙徽落户奥地利美泉宫动物园。园长拉勒尔开心地表示：“这对我们动物园来讲，无异于一个乡下的小神甫突然被选为罗马教皇。”

奥地利动物学家伊芙琳·邓格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熊猫外貌的。她采集了数量庞大的熊猫图像，不但发现不同个体的黑眼圈有极大差异，还能从中辨别雌雄。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大熊猫栖息地严重损毁，为了安置大熊猫，中国对外合作迅速增加，尤其是与周边的亚洲国家合作增多。中国-东盟自贸区2010年启动后，中国在2012年与新加坡、2014年与马来西亚展开了熊猫合作研究，并延长了熊猫在泰国的合作期限。

201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除与英国签署了巨额商贸合约，还签署了大熊猫落户爱丁堡动物园的租借协议。那时英国的熊猫空窗期已达17年之久，因此大熊猫阳光和甜甜的到来很让英国民众雀跃。

两年后，牛津大学的凯瑟琳·白金汉博士领导的小组以中国新一轮“熊猫外交”为研究课题，在《环境实践》期刊发表了论文。课题小组认为，通过熊猫这一举世认同的象征而获得软实力是中国感兴趣的。研究结论是，大熊猫外交注定会增长。

1999年12月，尼克松访华时获赠的大熊猫兴兴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生活了27年后去世。他的配偶玲玲是1992年去世的，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专门为她立碑，上面写道：本国的大熊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物，它为几百万游客带来欢乐。

兴兴去世后，2000年12月，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与卧龙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合作，又引进了大熊猫添添和美香，十年期满后续约。它们先后生下泰山、宝宝和贝贝，三只熊猫幼崽都在四五岁时按协议返回了中国。

2020年8月，美香又生下了第四个孩子Xiao Qi Ji（小奇迹）。小奇迹出生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它的名字是由13.5万人投票选出的，既反映了其出生的特殊环境，也是在庆祝为保护大熊猫所进行的国际合作。

2020年底，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再次延长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之间的大熊猫保护和研究合作协议。添添、美香和小奇迹将继续在该园生活至今年12月，随后返回中国。

延期后，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全名）和生物保护研究所主管史蒂文·蒙福特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他感叹，1972年时中美双方对于如何使用现代动物学技术和科学手段照顾大熊猫的知识很有限，但在几代科学家和动物保护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熊猫营养、繁育、遗传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这对于建立健康、有韧性的饲养大熊猫种群以及帮助恢复野生大熊猫种群意义深远。

他说，中美合作研究和保护大熊猫的伙伴关系非常成功。国际合作对于研究和保护大熊猫至关重要，伙伴关系的优势就在于集体智慧、资源叠加和知识分享。在国际合作框架下，大熊猫成为“了不起的大使”，有助于激发和提升人类保护大自然的意识，连接世界各地的人们。

“这是一段了不起的历程，能够参与其中并有所贡献，我们十分骄傲。”他说。

（本文参考了乔治·夏勒《最后的大熊猫》、亨利·尼克尔斯《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

发于2023.6.5第总第109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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