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我们对发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关注，不仅在于风云激荡的2014正值两个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从中真正获得刻骨铭心的历史启迪。

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惨痛了，这一次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甲午战争的败因，人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的层剖缕析，足以构成振聋发聩的启示长卷，但其深层原因还应从“人”——晚清中国人的国民性视角做深入的探究。

因为战争的核心是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军队的强大，首先是人的强大。当前，在我们党带领我们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时刻，通过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锻造强大国民，砥砺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 国民意识

祛除“奴性”“看客”等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才能真正摆脱落后衰败的民族命运

爱因斯坦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

“国民性”，顾名思义，即一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会心理、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走向。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日清战争的经验时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十九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致力“去旧更张”，打造现代国民，抓住了变革的精髓，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

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变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过建西学、改兵役、撤藩置县、清田亩、鼓励民间资本和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国民国家的基本国家模式。民众逐步有了“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政治上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财富支配权，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萌发了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

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民的步调是一致的，没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认为他们打的是“国运相赌”的国家战争，从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样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带，带头每天减少一顿饭，每年从内库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广大民众竞相仿效，解囊捐助，就连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卖身钱支援前线。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这些见闻，在京城茶楼酒肆居然被传为笑谈。

甲午前夜，沉睡的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惺忪的眼。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愈益严酷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扼杀了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看看那些清朝的宫廷剧，口口声声“奴才、奴才”。无论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自称“奴才”。一个“奴”字，把中国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构下，人们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与“看客”心态发展成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在和日本作战的整个过程中，居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参战。皇帝下了几道诏书，调遣南方的部队和军舰都调而不动。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0万，但因报名踊跃实际招了24万多。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在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

尤其令人惊愕和耻笑的是，北洋舰队船只被围在威海卫港向日军投降时，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管带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参加海上会操才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样的历史细节是颇有意味的！“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国民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在近代转型中的最大差距。拨开历史迷雾，这才是甲午战争惨败的一个“命门”。

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国家、民族、主权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制度；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维新吾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李大钊提出要对国家与国民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感于电影短片中中国人被砍头时围观同胞的“看客”神情，愤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手术刀”。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国民意识的觉醒。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变为第一个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族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涨之时。倘若甲午战争时，国人便有这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塑造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由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传奇。

国民意识的培塑，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意识，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正是今天重新触摸甲午战争的历史伤痕，我们应当从中获得的深刻启迪。

关键词 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取胜“天朝上国”并无多大把握，最终下定开战的决心，有一份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潜伏多年的基础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章《中国大势之倾向》，直指大清国的“软肋”——“人心腐败”。奏章分析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风靡”“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近清国之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委靡，不堪一击”。这位王牌间谍还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小太郎此论分析之透彻、认识之深刻，可谓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发人深省。

谈到旧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共同的社会信仰、统一的国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人们各为其主，各谋其私，各争其利。

甲午战败，某种程度上同样败在一个“散”字。在权力中枢，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两派为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在朝廷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朝中大臣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偏执一词，导致清廷对日决策忽东忽西，朝令夕改。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而其他派系军事力量作壁上观。

国内外学者将甲午之战称之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颇有见地的。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凝聚不起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打赢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战争？

据载，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军一时无法攻击，便给了当地乡民一点儿钱，只为区区蝇头小利，乡民竟把敌人自引家园。

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抗日将领卫汝贵妻子给他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正是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之后便和叶志超弃城狂逃五百里而“勿当前敌”。此信后来竟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

在取得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小学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小学教育，文化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中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则多是文盲，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把“信仰”与“国土”联系在一起，看来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国人多唯金钱、好处是瞻，甚至不惜当汉奸也无所谓，我们民族利益还有保障吗？我们国家还有真正的边界吗？

一个人不能缺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丢弃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一支军队不能淡化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就会一击即溃。

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正是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使我军将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觉悟，从而书写了战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她用“信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之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只有铸牢国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甲午战争失败悲剧的重演。

关键词 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兴则国昌兵强，尚武精神弱则国衰兵废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的《大风歌》，颇能体现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尚武倾向。

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强悍好战，民风强悍。“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人人必修之课。

《诗经·秦风·无衣》之“注”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言：“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淮南子·主术训》篇也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纵览中华民族发展史，尚武精神兴，则民富兵强，国运昌盛；尚武精神衰，则民弱兵废，国运颓萎。汉唐时期文武并重，创下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盛世。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汉书·陈汤传》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骁勇无前，克敌立功，留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

遗憾的是，自汉唐以降，中国的尚武精神日趋没落。皇权专制的演进和道统理学的泛滥，将国人基因中很多雄浑、强悍、不屈的因素给压抑和淹没了。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在一个豺狼横行的世界，我们这个民族变成了一群委靡颓废、任人宰割的绵羊。

反观日本自古也是尚武的民族，并一直认为与中国是“同文同种”，其武士道精神的“忠”来自儒家，“轻生死”则来自佛家。习武强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国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阶梯，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

明治维新之后，代表资产阶级的贵族、武士成为日本统治者，他们在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列强奉行的弱肉强食理论。严格而残酷的军事训练特别是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军人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等战法对付北洋水师，表现出敢打必胜、拼死一搏的战斗精神和作风。

在日流亡期间，梁启超对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曾有切实深刻的感受：“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其本人服兵役，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

与之相反，清军“新募之兵，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保定清军向大沽开拔抵御日兵，“有些家长走到营门口，拉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外国人，有一共同的观感：“奄奄如病夫，懦懦如弱女——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在甲午战场上，各路清军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惶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胆散，退之蜂拥而去，甚至发展到集体逃逸、投降。

只有邓世昌等在甲午海战中的英勇行为，多少为中国人挽回一点颜面。以致后来在侵华战争时，日军占领广州奉命不许进入邓世昌祠，因为他们最瞧不起的是懦夫，最敬佩的是英雄——邓世昌是“军神”，不可亵渎。

古今中外史实充分证明，尚武文化和尚武精神也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一个社会要发展，不可没有雄风锐气；一支军队要打胜仗，不能没有铁胆侠骨。好比一个人的脊梁，如果缺少尚武精神的“硬度”，这个国家和民族肯定是立而不起、走而不远的。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素以作战骁勇、以气克钢、以劣胜优而著称于世。这种富于战斗精神的尚武雄风，曾令多少强敌胆战心惊！几乎在同一片土地上，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所表现出的勇猛善战，正是毛泽东称颂的“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迈气魄的生动体现。

尚武精神具有穿越时空、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甲午的硝烟虽已消散，但战争的阴影并未远去。在“丛林法则”、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冲击与挑战。中华尚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对全民族、全社会的价值观念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平岁月的消磨、灯红酒绿的浮华，容易使人们尚武精神淡化、意志委靡，而唯有时刻保持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才能在承平日久中不颓唐懈怠，擦亮令敌胆寒的精神锋刃。

在文化强国、文化强军建设中，我们既要褒扬中华传统武德“以德服人”“兼爱非攻”“和合包容”等价值理念，又要大力彰显不屈不挠、坚不可摧、勇猛无前的尚武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都硬了、都铮铮作响了，什么时候国外敌对势力才不敢小视、不敢欺侮我们，也才能真正实现强国梦强军梦。

关键词 知耻

知耻而后勇，一个没有耻辱感的民族是没有多大前途的

“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

日本是一个耻感文化发达的民族。日语中“责任”二字就写作“耻”，大概有中国成语“知耻而后勇”之意。“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

日本军人的勇敢强悍，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一个时期的全面落后和曾经受人欺侮，是日本国民特性具有强烈耻感文化的根源。这种文化心理，培育了整个日本民族对暴力的崇尚、对战争的狂热，已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血脉。

耻辱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以作为东方一员为耻，提出“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列强的队伍，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扩张，给东方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重荣誉而知耻”，是日本军人长期被灌输的思想。以逃兵役为耻、以被俘虏为耻、以被侮辱为耻、以不忠诚为耻……耻感文化渗透到日本军事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耻感文化发展到极致，就是日本武士道大肆鼓吹的“死亡哲学”，认为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

甲午平壤之战前，面对战场上不利形势，日本枢密院院长兼出征军司令员山县有朋对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

日本军人上前线前，一般都要到靖国神社参拜，并约定“我们到靖国神社见面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部队经常出现全军覆没的情况，但将军级的军官却没有一人当俘虏，下级官兵被俘前大多会选择自杀。

在英帕尔战场上的英军指挥官威廉·斯利姆将军在回忆录中写到对日军的印象：如果有500名日本人坚守一块阵地，我们必须消灭495人，才能最终夺取它，然后剩下的5个人便集体自杀了。在日军士兵看来，与其被捉住当战俘，倒不如舍身战死更为荣耀，为你的国家和天皇而献身是毕生最大的光荣。

“耻之于人大矣”！中华文化经典同样把“知耻”上升到“义之端”的高度。“耻”这个字，在古代写作“恥”，《说文》释义：“恥，辱也，从耳，心声。”《礼记》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管子》中也有这种说法：“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末年的龚自珍曾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耻”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多么看重！

然而，到了近代，这种耻辱感在岁月的消磨中国人还剩多少呢？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和民族受到的屈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国人的耻感文化反而越来越淡漠。军人荣辱观整体丧失甚至颠倒，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舰总攻刘公岛，同是鱼雷艇，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率领下结伙逃遁，致使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丢脸地毁灭；而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

更令人悲哀的是，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不思杀敌，竟上岸嫖妓未归，致使两舰无人指挥，没有任何抵抗就被日军击沉。

甲午之耻，民族之耻。在甲午战争结束若干年后，被称为一代女侠的早期革命家秋瑾仍在喟叹：“忍言眼内无馀子（男儿），大好河山少主人！”

喟叹乎？呼唤乎！

随着历史的沉淀和时间的淘洗，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然而，一个健忘而又没有耻辱感的民族是没有多大前途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善于从耻辱的历史中获得启迪和激励，从失败的教训中汲取制胜之道。

作为一种自审意识，耻辱感是人类捍卫自尊的基础、追求自强的动力，也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今又甲午，狼烟犹在。追思昨日的战争，能不能刺激一下今天一些国人健忘、麻木的神经，能不能强化一下民族耻辱感的国家记忆，能不能体味军人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担当，能不能保持我们曾经获得的民族觉醒和自尊？

显然，祭奠甲午，铭记国耻，并非要睚眦必报，逞一时之快，而是为了不再蒙受国耻，为了甲午不再重演。

男儿当知耻，君可知耻否？

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

“人立而后凡事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塑国之魂、民之魂

纪念甲午，忧思难忘。审视过去与未来，一个民族特别需要一种全民的反省精神。

强国先强民，强民先强心。“人立而后凡事举”。人弱了，国如何会强？当我们自豪地宣称“用100年走过了欧美国家300年的路”，但也不能忘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过上享受物质文明的时尚生活，关键在于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现代化。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光有大国物质没有大国精神，纵使你富得流油，也不能称得上是强国。我们不仅要解决一代几代人的强盛、复兴，还要解决三五十代我们民族基因强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避免受人欺侮的历史悲剧，实现由大到强的时代跨越，需要从最活跃、最生动、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人”这个因素抓起，需要卸掉自身背上传统因袭的惰性重荷。

鲁迅在《学界三魂》中曾深刻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在世界文明长廊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当我们倘佯在5000年文明历史长河中，就会蓦然发现，尽管历经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涉过沟沟坎坎、急流险滩，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始终没有荒芜，优秀基因始终没有中断泯灭。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个民族通过不屈不挠的奋起和抗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中华大地上展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国精神的内核。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这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亿万国民的精神追求。

“本立而道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了中华儿女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为解决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社会转型、思想多元、利益诉求纷杂的今天，发展起来的中国对信仰信念、伦理道德、精神风貌、社会风尚的关注尤为强烈，对主流价值和共同信念的皈依更为迫切。

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铸魂工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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